20余所学校、400多名教师，在闵行这所学校沉浸式学习了一天……

今年是中国(zhōngguó)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上海曾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城市各处留下了当年(dāngnián)的抗战历史(lìshǐ)遗迹。在“寻访上海抗战遗迹”系列稿件中，我们以建筑为线索来到历史现场，回望80多年前(qián)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那些时刻。 《风云儿女》的拍摄地是今天的国歌展示馆。剧本的主要创作者田汉住在山海关路，聂耳(nièěr)在霞飞路家中完成谱曲。金城大戏院（今黄浦剧场）是《风云儿女》第一次放映的影院，首映后很多市民都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了，这个旋律从(cóng)上海出发(chūfā)，传遍了抗日战场。如果有一条行走线路(xiànlù)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就(jiù)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wánzhěng)故事，苏智良说道。 位于苏州河北岸的四行(sìxíng)仓库(cāngkù)抗战纪念馆，游客们从各地来此驻足参观，透过西墙上保留的弹孔(dànkǒng)与纪念馆内的史料图像，去想象(xiǎngxiàng)1937年淞沪会战的悲壮场面。身为上海(shànghǎi)历史的研究者，苏智良教授谈到上海的抗战旧址，表示四行仓库曾是重要的战场，也是历史记忆上不可替代的坐标。 上海四行仓库(cāngkù)抗战纪念馆 苏智良回忆，“我戴着安全帽去施工现场看过。展陈设计得非常出色，尤其是根据历史照片在(zài)西墙复原的(de)大小弹孔。”从苏州河边看去，西墙上(qiángshàng)的弹孔与(yǔ)炮痕历历在目，坦然地向人们讲述那一段历史的存在。 在苏智良的心目中(zhōng)，上海还有更多的抗战遗址可以被发掘和保护。 苏智良在上海师范大学的办公室中接受(jiēshòu)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散落城市各处的抗日遗迹(yíjì) “上海是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留有大量的遗址。”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苏智良指出，这些抗战旧址大致可以分为几类，包括(bāokuò)发生过战斗的地方(dìfāng)(dìfāng)、难民安全区、集中营(jízhōngyíng)，以及承载了革命文化的建筑与名人故居等。这些地方散落在城市(chéngshì)的各处，如果将它们连接起来，八十多年前战火中的上海将会在眼前浮现。 “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旧址铭牌仍然提醒着人们它(tā)昔日(xīrì)的历史 虹口区的(de)(de)四川北路2121号曾是“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sīlìngbù)”旧址，1937年8月14日，张治中率军进攻10天，仍未能攻克。如今，这座五层楼高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建筑看起来已经无声融入了城市的日常生活，墙边的一块(yīkuài)建筑铭牌仍然提醒着(zhe)人们它昔日的历史，苏智良说，对比战时拍摄的照片，曾经的瞭望台现在只留下钢骨架子，此外保存完好。“在罗店、杨行、真如、杨树浦等(děng)地方还有很多像这样(zhèyàng)的旧址。”在苏智良看来，作为战争的见证和物证，这些承载着痛苦记忆的建筑也应该被(bèi)保存下来。 霍山公园(gōngyuán)内立着一块题为“二战期间犹太难民居住区”的中、英、希伯来三种(sānzhǒng)文字纪念碑。 上海抗战期间曾有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一处(yīchù)是(shì)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收容区，二战时期，曾有三万犹太人在这里避难。 在(zài)城隍庙大殿避难的难民 而在(zài)上海城隍庙地区，还有另一处不太为人所知的(de)(de)安全区。苏智良告诉记者，1937年11月，在今天人民路与方浜中路连接的地方，法国人饶家驹建立了一个难民安全区，一直到1940年6月30日，这块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建有130个收容所，前后保护(bǎohù)了至少30万中国难民。今天，从城隍庙的山门走进去，右侧(yòucè)有一块“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2017年，纪念碑在苏智良的提议下设立(shèlì)，而在《上海拉贝：饶家驹》一书中，他记录了这个难民区的历史(lìshǐ)和重要意义。二战时期，南市难民区的成功模式推广到了南京、汉口(hànkǒu)、广州，乃至法国、德国，并最终(zuìzhōng)推动(tuīdòng)了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 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澎湃新闻记者 钱雪儿 图(tú) “有196个国家(guójiā)签订了《 第四公约》，其中包括我们中国。所以在(zài)上海曾(céng)有大量的收容所，譬如梧桐路的天主教堂、城隍庙的大殿、福佑路清真寺、人民路小世界游乐场，其中比较好的建筑都被保留了下来，但一般的市民不太(bùtài)知道(zhīdào)。”苏智良认为，今天的人们也应该去了解这些散落于城市中的抗战历史。 除了安全区和收容所外，触目惊心的(de)集中营也不容遗忘。“我们(wǒmen)做过(zuòguò)一个调查，日本(rìběn)军队在上海(shànghǎi)建立了20多个集中营，关押战俘、外侨等，这些往往都是著名的建筑，譬如徐家汇圣母院(shèngmǔyuàn)（今上海老站列车餐厅）、上海中学的龙门楼——它的主楼曾是上海最大的日军集中营。市西中学、上海社会科学院(shèhuìkēxuéyuàn)大楼、四川北路的大桥大楼——曾经是日本的宪兵队司令部大楼，关押了很多盟军战俘。”苏智良说，这些重要的建筑仍在，但是其中的历史却少为人知，“是不是可以多花点功夫，把这些故事传到(chuándào)年轻人的耳朵？” 金城大戏院上映《风云儿女》时(shí)的广告 建筑从不同维度勾连出上海的(de)抗战史。苏智良指出，“九一八”事变(shìbiàn)后，大量的抗战文艺作品在上海诞生(dànshēng)，这些作品的诞生地，也应该被视为上海抗战史的一部分。 “大家都知道《风云儿女》这部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它的拍摄地是(shì)今天的国歌展示馆。剧本的主要创作者是田汉，他的故居在山海关路。夏衍(xiàyǎn)对(duì)这个剧本进行了修订，现在(xiànzài)夏衍故居纪念馆也已经开放。聂耳当年住在霞飞路（今淮海(huáihǎi)中路1258号），看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非常激动，所以就在淮海西路的家中完成了谱曲(pǔqǔ)。在百代(bǎidài)公司，袁牧之 、金山等七人小分队共同努力灌制了第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 苏智良说，如果(rúguǒ)有一条城市行走路线将这些建筑串联起来，就会看到一个讲述国歌诞生的完整故事。“金城(jīnchéng)大戏院（今黄浦剧场）是当年《风云儿女》第一次放映的影院，首映(shǒuyìng)三天后，很多市民都会唱《义勇军(yìyǒngjūn)进行曲》的旋律了，‘七七事变’以后，这个旋律从上海出发，传遍了抗日战场(zhànchǎng)。” 百代小楼位于徐汇区衡山路811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法式小洋楼(yánglóu)，1921年(nián)，法国东方百代公司在此(cǐ)设立唱片厂，开启中国首条唱片生产线。2021年5月(yuè)，百代小楼经过全面修缮后正式对外开放。2025年4月30日，在《义勇军进行曲》首次灌制90周年(zhōunián)之际，百代小楼作为《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dì)纪念馆完成全面展陈升级，正式向公众开放。在整整三层的纪念馆里，不仅讲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还介绍了中国流行音乐与唱片文化(wénhuà)的发展。 “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de)音乐，它也是凝固的历史”，苏智良认为，百代小楼完好地保存并展示了自己(zìjǐ)的历史。 而在嘉定西云楼，按原貌迁建的(de)杜公馆也是(shì)一座与抗战史有关的纪念馆——淞沪抗战时期，杜月笙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成立了战场救护队(jiùhùduì)和(hé)急救队，还为淞沪抗战的中国伤兵提供了救助。始建于1926年的杜公馆原址(yuánzhǐ)坐落于黄浦区宁海西路236号(hào)，2000年，因修建延中绿地，原址拆迁。“当时有有心人把杜公馆买下，把每(měi)一块砖、每一个木梁都编号记录下来，在嘉定重新恢复(huīfù)建造了一个西云楼，里面的陈设完全是按照原样。”苏智良说。今年4月，西云楼杜公馆已正式对外开放。 中央(zhōngyāng)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 上海(shànghǎi)也(yě)曾是二战时期情报站的(de)(de)(de)(de)中心城市，许多(xǔduō)惊心动魄的谍战故事(gùshì)就隐匿在今天的城市建筑里。例如位于静安区武定路上的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纪念馆，向公众介绍了抗战中的隐蔽战线(zhànxiàn)。在山阴路的鲁迅故居附近，有一处尾崎秀实旧居，他曾在上海帮助掩护了许多中国左翼人士。1930年1月，被誉为“红色谍王”的佐尔格来到上海，为共产国际搜集情报。“他第一个住的地方是华懋饭店，现在的和平饭店北楼，后来到了西藏中路上的青年会大楼 ，在这幢楼里有过许多故事。佐尔格也经常去尾崎秀实那里和他们讨论，甚至于住了下来。一位叫张文秋的女(nǚ)干部配合佐尔格工作，她最隐秘的一个据点(jùdiǎn)是在武康路333路，那是一个别墅区，里面有佐尔格小组最隐秘的电台……”若是跟随苏智良潜入抗战的历史，或许会发现(fāxiàn)，平时路过的建筑里都有跌宕起伏的过去。 在(zài)苏智良看来，上海还有(háiyǒu)很多值得建成纪念馆的抗战遗址。“比如能(néng)不能考虑在上海南市找一幢房子，去讲述(jiǎngshù)上海安全区的故事？”他说，在安全区的背后，不只是饶家驹，还有各方人士的合力，讲述安全区的故事，也是讲述这些人的努力和心血——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 留下“上海安全区”的战争口述史迫在眉睫(pòzàiméijié) 谈到上海(shànghǎi)安全区，苏智良的脑海中(nǎohǎizhōng)又浮现出很多人物，“当时江苏省委全力(quánlì)协作饶家驹(ráojiājū)救助难民，其中有女特工黄慕兰、地下党员潘大成——他是饶家驹的学生，后来受饶家驹委托接管了国际救济会第一难民收容所的工作(gōngzuò)，还有后来担任上海市长的曹荻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的陈国栋也参与了安全区的工作。” 2015年，苏智良(sūzhìliáng)教授与电台记者金亚采访98岁的周克(zhōukè)先生，了解地下党参与上海安全区的往事。 周克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委员会第二任(dìèrrèn)主任，为安全区的营救工作做出(zuòchū)了很多贡献。2015年，苏智良去采访过他。2020年，103岁的周克在(zài)上海去世。如今仍健在的抗战亲历者越来越少，在苏智良看来，当务之急就是用口述史的方式去记录他们(tāmen)的故事。 “10年前，我们团队就寻找到十几个(shíjǐgè)上海(shànghǎi)安全区(ānquánqū)的(de)(de)难民(nànmín)，最年长(niánzhǎng)的90多岁，最年轻的也有80多岁，那时他们讲述了被救护的故事，10年以后，大部分人已经不在了。”苏智良呼吁，应该在保护上海“南市安全区”历史建筑的同时，及时保存难民幸存者的口述实录等珍贵遗存。“比如地方志办公室、党史办公室、各种文化事业的文物研究所等，可以去寻访一些老上海抗战的幸存者，看看他们能不能讲述一些抗战的故事，把这些记录下来。”苏智良说，这些口述记录可能是一个(yígè)人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企业、一幢房子的故事。 苏智良是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yánjiū)中心主任。从1991年开始，苏智良和妻子(qīzǐ)陈丽菲教授在全国范围内系统研究并援助慰安妇幸存者群体，为(wèi)仍然在世的老人们记录口述史。 “有限的(de)档案不可能(kěnéng)记录(jìlù)大量的人生故事。有些历史的细节，随着当事人的离去，可能就淹没了。所以过去，我采访过好多(hǎoduō)这样的人。”苏智良认为，收集这样的资料迫在眉睫。他(tā)还曾采访过参加了“东京大审判”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当时担任助理检察官的高文斌(gāowénbīn)(gāowénbīn)。“大约20年前，我和我的学生去采访他，记录了当时他从上海被遴选到东京的过程，讲述他如何工作、如何寻找证据，铁板钉钉地把那些甲级战犯(jiǎjízhànfàn)送上绞刑架。”苏智良说，高文斌是当时代表团里最年轻的一位，也(yě)是最后一位“东京大审判”的全程亲历者，2020年，99岁的高文斌在上海去世。 上海是战后审判日本战犯的(de)重要城市，审判地(dì)位于虹口区提篮桥监狱。如今，这座曾经的“远东(yuǎndōng)第一监狱”已整体搬迁(bānqiān)至青浦青东农场，原址不再具有监狱功能。搬迁以后，虹口提篮桥区域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同时推动城市更新？苏智良认为这值得关注。 “我们通常说中国近代史(jìndàishǐ)多少次(cì)对外战争非常屈辱，唯有抗战我们获得了胜利，所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再度复兴的(de)一个重要的起点。所以我们今天缅怀先人先烈，去寻访抗战旧址(jiùzhǐ)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苏智良说，在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今天，寻访抗战旧址，我们能从中汲取(jíqǔ)能量，更坚定地走向城市的明天。 澎湃新闻记者(xīnwénjìzhě) 钱雪儿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duō)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